吉尔吉斯斯坦建筑市场分析报告（中篇）

上图为：出海服务港版头

吉尔吉斯斯坦的重工业与建材制造业基础相对薄弱，建材供应链呈现“低端材料自给、高端材料依赖进口”的结构性特征。基础建材方面，坎特水泥厂（Kant Cement Plant）和克孜勒基亚水泥厂（Kyzyl-Kiya Cement Plant）等本土企业能够覆盖大部分通用标号水泥和基础砖瓦的市场需求。然而，特种高标号水泥、重型钢结构、高级幕墙玻璃及复杂的机电工程设备（MEP）高度依赖从中国和俄罗斯进口。相关贸易数据显示，2025年前11个月，吉尔吉斯斯坦自中国进口的波特兰水泥量出现显著增长（水泥大数据研究院, 2026）。受本土工业产能与建材产业链条发展条件限制，当地大型基建项目的物资保障与构件供给，需依托本地产能及跨境进口渠道共同支撑。

作为欧亚经济联盟（EAEU）成员国，吉尔吉斯斯坦的采购体系受区域贸易政策影响。自联盟内部成员国（如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进口的建材适用零关税政策，而自非成员国（如中国）进口的物资需执行EAEU统一的外部关税及相关非关税贸易措施。同时，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定期发布贸易保护政策以扶持本土制造业，例如2025年4月针对未经表面装饰处理的石膏板、水泥及水泥熟料等本土可替代建材实施了为期6个月的临时进口管制（深圳市商务局, 2025）。承包商需在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进行详尽的关税成本核算与本地替代品测评。

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受天山山脉地形限制，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处于发展阶段，大宗物资流转高度依赖公路网络。中国出口的建筑材料与工程机械主要途经吐尔尕特（Torugart）和伊尔克什坦（Irkeshtam）陆路口岸入境。受高寒、高海拔气候条件制约，每年11月至次年3月易发生降雪导致的道路封闭，部分路段运输效率显著下降，阶段性封闭情况时有发生，从而压缩高效施工与物流周期。中吉乌铁路作为区域互联互通的重要项目，近年来推进加快，未来有望显著提升大宗建材运输效率。

上图为：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库尔湖休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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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吉斯斯坦劳动力市场存在结构性特征。受区域经济薪资差异影响，部分适龄劳动力输出至俄罗斯及哈萨克斯坦等国，导致国内建筑业技术工人供给不足。本土企业（如Elite House等）虽具备一定的施工组织与人员培养能力，但当地基建市场对焊工、机械操作员、混凝土工等技能型工种需求旺盛，而具备现代施工标准与数字化建造能力（如BIM技术）的专业人才供给相对不足。现存劳动力多集中于基础施工作业领域，高技能技术工人与工程技术人员仍存在明显缺口。受该人力资源结构影响，外资总承包企业需合理配置足量中高级技术人员与现场管理团队，同时结合项目用工需求搭配本地化辅助劳务协同作业。

在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工程承包需承担法定的劳动力合规成本。根据吉尔吉斯斯坦劳动法规，雇主除支付基础薪酬外，需缴纳占员工税前总薪酬约17.25%的社会基金（涵盖养老、残疾及社会保险），并依法代扣10%的个人所得税，且法律高度保护劳动者休息权。此外，引进外籍劳工实施严格的配额管理制度，工作签证审批周期较长且需缴纳专项配额费用。纯外籍劳工的施工组织模式在经济性与合规性上面临限制。在成本估算中，需预留一定比例的预算用于处理签证合规、配额费用及定期的属地员工技能培训。

上图为：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的奥什集市

（数据来源：wikimedia commons）

属地化管理是跨国建筑企业在吉尔吉斯斯坦长期稳定发展的核心策略，也是应对当地政府严格外籍劳工配额制度的关键举措。受当地政策环境及成本因素影响，项目实施中通常需以本地用工为主，并逐步提升本地员工在施工及管理岗位中的参与程度。其中中国路桥（CRBC）、特变电工（TBEA）、中国电建等深耕当地的企业已积累了成熟的实践经验，其在吉尔吉斯斯坦承建的国家干线公路、骨干电网及市政改造等项目中，通过高比例雇佣本地基础劳工、逐步培育本地中层管理和商务人才，开展了一系列属地化实践。

在日常管理中，需充分尊重吉尔吉斯斯坦员工深受伊斯兰文化与游牧传统影响的生活习惯，妥善处理开斋节、古尔邦节等法定宗教节假日的排班安排，并严格遵守原苏联体系遗留下来的注重劳工权益保护的《劳动法》条款。企业应摒弃国内传统的粗放式及严苛的惩罚性管理方式，优先采用“以奖代罚”的激励模式，通过设立全勤奖、安全标兵绩效奖励等合法的物质激励手段，有效调动本地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与主动性。同时，针对吉尔吉斯斯坦本土高级技工严重断层的现状，企业应定期开展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结合现场施工实际需求广泛采用“传帮带”模式，由中方核心技术骨干一对一指导本地员工，重点提升其在大型重型机械操作、特种电气焊等方面的专业操作水平。

吉尔吉斯斯坦建筑业的标准体系正处于由原苏联SNiP规范向欧亚经济联盟（EAEU）及欧洲标准（Eurocode）整合的过渡期。抗震设计规范是项目设计转换的核心环节。吉尔吉斯斯坦处于地震活跃带，现行建筑规范《吉尔吉斯斯坦规范 SNiP KR 20-02:2018》对建筑结构的反应谱函数、抗震设防烈度及构造配筋具有明确且严格的标准。在工程实践中，直接引入其他国家标准的工程图纸需经过严格的本土化转换调整，并通过吉尔吉斯斯坦建设、建筑、住房和社区服务部（Gosstroy）下属的国家审查机构或法定的独立鉴定机构审核后方可进入施工许可流程。承包商需在初步设计阶段充分评估因抗震要求带来的结构材料（如钢材、混凝土）用量增加及相关成本差异。

应用于永久性工程的进口机电装备和核心建材，需依法取得欧亚经济联盟（EAEU）统一的技术法规合格证明，即EAC（Eurasian Conformity）强制性认证。在工程项目准入环节，水电开发、矿业建设及干线公路开挖等基础设施项目，必须通过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环保部门的环境影响评价（OVOS）。该流程涵盖公众参与机制，并对可能影响水源地保护区及脆弱生态系统的施工方案具有严格的审批约束能力（UNECE, 2021）。

由于吉尔吉斯斯坦尚未颁布强制性的数字化交付标准，行业内缺乏统一的信息化技术应用环境，工程实践大多仍停留在基础的管理阶段。但在世界银行（World Bank）与亚洲开发银行（ADB）等国际金融机构提供融资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中，建筑信息模型（BIM）已被逐步引入。具备全过程BIM咨询与交付能力的国际工程企业，在此类多边金融项目中能够更高效地响应投资方的技术升级规范，从而形成相对的技术竞争优势。

吉尔吉斯斯坦建筑市场竞争格局呈现出高度多元化，国际竞争对手凭借各自的地缘或技术优势，在不同的细分赛道占据主导地位。土耳其承包商（如Çalık Holding、Mapa Group、Limak Holding等）依托与吉尔吉斯斯坦在突厥语系及伊斯兰教文化上的天然亲近感，在商业综合体、高标准住宅、精装修领域以及宗教建筑领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与此同时，俄罗斯企业（如Stroytransgaz）则凭借与吉尔吉斯斯坦深厚的历史渊源以及高度兼容的工程技术标准，在水电开发与能源设施建设领域保持相对优势。吉尔吉斯斯坦工程体系长期受苏联标准影响，使俄方企业在传统能源与工业类项目中具有结构性适应能力。相比之下，欧洲及韩国企业则依托工程咨询与项目管理能力，主要参与世界银行（World Bank）、亚洲开发银行（ADB）等多边开发银行资助项目，承担其中的可行性研究、独立工程师审查及项目管理咨询（PMC）等前期与管理环节，在高标准治理类项目中形成技术服务优势。

上图为：正在建设中的吉尔吉斯斯坦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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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土竞争维度，本地企业在复杂的地方资源协调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Elite House作为当地房地产开发商，在大型住宅综合体开发及本地供应链整合方面具有较强能力。另一本土企业Avangard Style（阿万加德建筑）在城市建筑及公共设施项目中具备一定施工与组织能力。而拥有悠久历史的老牌施工企业Bishkekkurulush（比什凯克建筑），因保留了相对完整的自有施工机械群和一批熟悉本土规范的资深工程师，通常成为国际总承包商在项目实施阶段的重要本土分包合作伙伴之一。

上图为：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建筑群

（数据来源：wikimedia commons）

在国家级干线交通与大型能源基础设施领域，中资企业具有较强参与度。中国路桥（CRBC）聚焦公路网络建设，深度参与了吉尔吉斯斯坦南北替代公路等战略干线工程的建设（Belt and Road Portal, 2019）；特变电工（TBEA）在电力能源基建板块推进相关项目，涵盖比什凯克热电厂的现代化改造及国家骨干输变电网络的搭建等内容；中国电建（PowerChina）在水电及输变电等能源基础设施领域持续开展项目合作。这些企业通过长期项目实践逐步形成一定程度的本地化运营能力，并在供应链及项目执行层面加强属地资源整合，以适应当地复杂的审批与环境合规要求。

在合作模式的演进上，吉尔吉斯斯坦市场正经历从传统主权借款向多元化投融资架构的深刻转型。过去十余年间，依赖双边政府框架下主权担保优惠贷款的EPC（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模式，是推动吉尔吉斯斯坦大型基础设施立项与开工建设的核心路径。然而，受宏观经济波动影响，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外债规模已引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机构的关注。在此背景下，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对新增主权债务审批实施了严格的管控，国际多边金融机构的支持成为支撑基建项目落地的核心动力。目前具备开工条件的传统总承包项目，主要为亚洲开发银行（ADB）、世界银行（World Bank）或伊斯兰发展银行（IsDB）提供现汇资金支持的国际公开招标项目中，此类项目对承包商的国际标准合规响应及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管理能力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上图为：援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城市道路沥青路面修复项目

为拓宽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来源，并在不增加主权债务的前提下弥补基建资金缺口，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在《2018-2040年国家发展战略》中，将推广公共私营合作制（PPP）提升至国家发展框架的关键位置（UNDP, 2023）。当前，吉尔吉斯斯坦政府下设的PPP中心正积极向国际社会推介中小型梯级水电站开发、集中式太阳能光伏阵列以及干线收费公路等项目的特许经营权。政策层面对BOT（建设-运营-移交）和PPP模式的倾斜，使国际工程承包商逐步从传统施工承包角色，向涵盖融资参与、建设管理及运营维护的“投建营一体化”业务模式延伸。

鉴于跨境工程投资涉及法律管辖权差异、环保标准趋严及潜在的社会环境阻力，采取单一的外商独资企业（WFOE）模式在吉尔吉斯斯坦执行大型开发项目存在一定的制度与运营挑战。因此，与吉尔吉斯斯坦本土领军企业组建中外合资公司（Joint Venture）已成为当前市场广泛采用的合作模式之一。在股权架构与合作机制的设计上，国际企业通常保留控股权或以协议控制的方式，来保障核心技术标准与工程财务管理的规范性；同时通过利润分成或资源入股等商业机制，引入Elite House等具备本地资源优势的本土企业参与项目实施。

通过这种利益交融的合作机制，外资企业能够借助本土合作伙伴在行政沟通渠道与属地协调方面的经验，优化项目从立项与开工建设到正式投产的审批流程。特别是在环境影响评价（OVOS）的公众参与程序及土地相关协调事务中，本地合作方的参与有助于降低沟通成本与合规摩擦，从而提升项目整体执行效率与稳定性。

水泥大数据研究院, 2026. 吉尔吉斯斯坦2025年前11个月自中国的水泥进口量同比增长480倍.

深圳市商务局, 2025. 外经贸促进信息.

Belt and Road Portal (2019) China-built road facilitates transportation in Kyrgyzstan.

UNECE, 2021. Revised Guidelines o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in a Transboundary Context for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UNDP, 2023. Kyrgyz Republic Development Finance Assessment (DFA).